前传：离开IDG｜36氪独家

然而，年轻人的成长并不最终化为决策的权力。不止一位离开IDG的投资人告诉36氪，“不时会遇到在IDG内部推进有难度的情况”：负责特定领域的合伙人在案子决策时的一票，与其他领域的合伙人的一票，并没有任何不同。

“老合伙人肯定有自己的判断，我尊重投票的机制。有时我会想，投出否决票的时候，他是不是愿意想一想我对潜在风险是否考虑到了，想一想为什么我仍愿意赌？”一位已经离开IDG的投资人这样说。

当他从一家知名VC的年轻合伙人那里得知，那家主管合伙人尽管也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却从未否决过一个其力推的项目时，他尤其惊讶。“没有否决过一个，就不是机制在起作用了。老一代投资人内心深处，是否对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有充分的信任？”

从2005年王功权和王树离开后，到近几年IDG精简了小额（主要指早期项目）投资决策流程前，IDG所有的投资项目都由“七长老”组成的投资委员会，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决定。

“IDG相信集体决策的力量”，一位内部人士告诉36氪。在理想状态里，通过充分研究、所有人参与讨论，就能让所有人为结果负责。“有风险整个集体一起承担，利益也由集体分享。”

这也体现在IDG的用人标准中。一位接近IDG的人士曾告诉36氪，IDG在聘人方面很看重价值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倾向于找“无视集体利益、只在乎个人成就的人”。“其实IDG挺能包容所谓‘怪人’的，不合群、不爱社交都没问题，但不能忍受从出发点上就自私的人。”

到今天，余征坤更愿意用“时机”二字来解释自己的离开，“十年磨一剑，也该挑战下自己了。”2015年初，在VC2.0的大潮中，向往“能自己负责”的他和原维梧资本合伙人赵晋共同创办济峰资本，聚焦投资医疗投资。

“在未来的医疗投资竞争中，专业医疗基金将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更灵活的决策，这将是济峰资本的优势。”

无可讳言，是IDG本身给了这批少壮派足以成立新基金的丰满羽翼。但对于充满野心的年轻人来说，纵然在所有讲述者的口中，这家“耐心、有试错空间、内部追求平等”的基金，也无法提供绝对广阔的天空。

一位曾在IDG任职超过数年的投资人告诉36氪，他认为“七长老”的决策机制有其合理性：“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90年代，孤单难熬、颗粒无收，每个都是那么强的人，只能拿一点死工资。痛苦到怀疑自己的日子是他们几个一起扛过来的。”

就像一些人在春天就开始播种，而一些人在秋天才抵达果园。“前者和后者真的应该得到一样多的果实、有一样大的话语权吗？IDG的‘长老们’做这个基金熬了10年才挣到钱，让人在这个时候就退位？这个实在违背人性。”

另一方面来说，比起红杉中国、DCM、经纬中国等后来者对业已成熟的美国基金品牌的“借力”，由熊晓鸽、周全等人从内部开创的IDG显然更为不易。

“七大合伙人”以先行者的勇气为中国定义了VC，也投中了2005年以前绝大多数互联网机会，包括在BAT中赌中了百度、腾讯两家。但难以避免的，他们也在无形之间给奋进的中生代投资人设下了天花板。

当被36氪问及“VC是否没有百年老店”时，一位离开IDG的投资人说：“每经历5-10年，总有一代人变得成熟，原来40岁的人变成50岁，他没有离开，因为他依然有能力。那30岁的人长到40岁怎么办？也升上来。那就变成十几个合伙人，却没有最终决定权，那也只能离开。”

“这是所有VC机构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一个自然演进，IDG成立最早，所以它最先遇到了。”

当被问到同一个问题，这是毛丞宇给出的答案。

知识分子和“大锅饭”

出走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绝大部分离开的人都对IDG心存感念。

“IDG是我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培养了我很多。世界观、方法论，甚至犯错的习惯都来自它。刚创业时，我都不习惯说‘我们高榕’，有好几次开会还会说‘我们IDG’。”张震在此前的一次采访里告诉36氪。

2013年，张震、高翔和岳斌看到了中国新富阶层的崛起——其中包括很多财务自由了的互联网人，提出做一个由这些人构成LP的新基金的想法。汇报给周全等人后，七大合伙人支持他们内部创业。

但最终，这个计划因为IDG原有LP不同意而泡汤。对于要不要离开，三人一度非常挣扎，直到一场星夜酒局后，才下定了出去创业的决心。

“如果遇到困难，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多次挽留未果后，IDG掌门人周全和熊晓鸽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同长辈送孩子去闯荡江湖。两天后，完成离职手续的高翔把微信签名档改成：仰天大笑出门去。

面对离开的年轻人，IDG体面相送，呈现出行业并不常见的极大善意。

毛丞宇的云启资本、余征坤的济峰资本都从老东家拿到了第一笔钱，IDG背景的几家新基金互有合作。张震曾告诉36氪，甚至连高榕募资时的商业计划书都是周全帮着修改的。

“我英语没那么好，周全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改。还把IDG最重要的3个LP介绍给我，包括Accel Partners的老大，让我和他一起吃早饭。”张震说。

这份善意的源头是那个把IDG带入中国的人——熊晓鸽。

熊晓鸽

1991年，拿到绿卡后的熊晓鸽第一次回国到深圳，碰到一些湖南大学的校友准备创业，但根本找不到投资。这才让他有了创办中国第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想法。

记者出身的熊晓鸽喜爱以“知识分子”自称。位于建国门的IDG总部，至今摆放着一幅吴冠中的字，上书“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

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及，这幅字背后，是吴冠中对IDG的定位。“吴老说，你们做这个行业不容易，你们要不断学习很多新东西。你们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知识分子。”

很多美元基金倾向于打造“狼性、凶猛”形象，IDG极少出现在这类描述里。它与野兽的特征无关，始终有种老派人的气质。

一位10年前加入IDG的员工向36氪回忆，“当年大部分VC还是大甲方的感觉，美元基金更是高高在上，但熊老板反复强调，VC要有乙方心态，我们拿钱就是给企业做服务的。”

这种服务心态也传递给了IDG的很多人。多位接受36氪采访的投资人都提到，周全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关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气”，原IDG合伙人、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的形容是，“讲究以理服人，所有问题可以摆到台面上讨论，最终也给互相面子”。

在IDG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入行这么多年，长老会的合伙人们总有投资失败的例子。失败了怎么办呢？会让这个合伙人自己去厕所扇自己一巴掌，“打不打脸没关系，但要让别人听到声响”。

有内部人士曾统计过IDG成员星座分布：80%的人都落在熊晓鸽所在的火象星座和周全所在的风象星座上。这是一群有好奇心，善于交际，却也坚持“君子之交”的人。

曾在德国留学、会跳芭蕾舞的长老之一章苏阳1993年加入IDG资本，主导投资了IDG第一个项目。2016年，他选择从IDG“退休”，创办火山石资本。

（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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