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华为基本法》

在南园村的农民房，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的酷热，我因一时的“高风亮节”，选了没有空调的房间，而且一住就是三四年，现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年是如何度过的？看来人的适应能力与人的潜力一样——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当年在南园村还出过大事。某晚赶上联防夜查，几位教授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带到了派出所，可怜这些专家们蹲在地上，手抱头，一字排开，简直是斯文扫地，脸面全无。幸亏公司及时搭救，否则，很可能被送往樟木头。

六、《走出混沌》

1998年3月23日，南山明华会议中心，“华为公司《基本法》审定会”正式召开，宣告了历时三年，修改数次，计103条，16400余字的《华为公司基本法》横空出世，《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宣告完成。从这一天开始，《基本法》成为可追忆的历史。

在这次会议上，任正非指出：“《基本法》通过之时，也就是《基本法》作废之时。”因为，《基本法》输出的只是一个文本，而其精神内核已经内化于华为人的头脑之中了，并与华为的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当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为《基本法》题词：“随心所欲不逾矩。”

199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中国人民大学为企业改革探路》，对“青年教师长期深入企业、服务企业，探索中国企业发展道路”，做出了肯定。

1997年6月11日，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曾任人民大学校长）专门听取了《基本法》的汇报，并予以较高的评价：“华为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经验很宝贵，不仅值得新企业吸取，也值得老企业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新企业出现，许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1998年10月31日，专家们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了“走出混沌——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研讨会，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基本法》展开研讨。《人民日报》对此做了相关报道。

这次会议有几个花絮印象深刻。

会议期间，一位公司副总到会场请任正非到会议室外请示工作，任正非在会场直接问：“死人了吗？”

副总答：“没死。”

任正非：“没死人，着什么急？”

会议继续进行，各位专家学者面面相觑。

公司发给每位与会专家的礼品是一部无线子母电话机，本校几位老教授交口称赞：真不愧是高科技！

但没过几周，他们来电咨询：华为送的电话到哪里修？电话真的不错，但一打电话，电视机的屏幕就一片雪花。

看看今天的华为手机，谁能想到当年华为也是一个连电话座机都做不好的高科技通信企业。

1998年9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走出混沌——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其中包括《基本法》全文，专家组撰写的六篇《基本法》辅导报告，任正非撰写的题为《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序。此书首印5万册，累计发行20万册，盗版书无法统计。

1998年12月10日，《基本法》咨询项目获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的管理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9年4月，《走出混沌》出了增订版。

在增订版中，我被列为主编之一。这是任正非添加上的，我婉拒多次，怕引起“内讧”，他讲：“法是法，书是书，要承认每个人的历史贡献。”

我曾得到十本任正非亲笔签名的《走出混沌》，但赠书时我有点忘乎所以了，没有注意到，一股脑地送出去了，现均下落不明，失去了珍贵的纪念。

历史对群体来讲，是经历；对个体来讲，是遗憾。

七、吃瓜群众

2016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中，有个“吃瓜群众”，意思是指“不发言只围观”的普通网民。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我的角色定位基本上属于“吃瓜群众”。

这不是自谦，也不是自卑。在六人中，我年龄最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是唯一一个非管理专业的，从本科到博士拿的都是经济学学位，一个没学过且不懂管理的人，能够成为华为的管理顾问，不是奇迹，也是“奇葩”。之所以能够忝列“人大六君子”其中，全依仗几位兄长的提携与厚爱，当然也有点个人因素，就是命好。而且，在《基本法》制定的初期，我出国访问一年，并没有全程参与。

从另一个角度看，《华为公司基本法》也是集体的智慧，不是专家组的《基本法》，不是任正非的《基本法》，是华为公司的《基本法》。

当年，我曾在相关文章中，提出一个命题：是谁创造了历史？是英雄，还是群众？现今看来，这个带有典型一分为二的命题有了答案：这就是英雄带领群众创造了历史，《基本法》也如此！没有任正非，就没有华为，没有华为，也就没有专家组，也就没有《基本法》。

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历史就这样偶然，又这样必然。

有人认为，《基本法》是任正非思想的系统集成；也有人认为，《基本法》是人大专家组为华为量身定制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政策文本。

两种观点皆有道理，角度不同，观点与结论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任正非作为编写《基本法》的发起者，没有他的高瞻远瞩，没有他对专家组的信任与激励，何来《基本法》？如果有，可能也不会出现在20 世纪的90 年代末。任正非同时又是《基本法》思想的贡献者，《基本法》中有许多条款的语言风格不统一，那些稍显突兀的话就是典型的任氏语言。

图为基本法六君子聚首，（由左到右）包政、杨杜、黄卫伟、彭剑锋、孙健敏、吴春波（摄于2016.1.2日）

回想起来，我与《基本法》相关联的仅有四篇文章。

《由鞍钢宪法所想到的》，写于1996年3月31日国外访问期间，发表于1996年5月2日的第28期《华为人》报。据说，此文对尚未走出混沌的《基本法》起草工作有一定的启发。

《相互的承诺 共同的契约——我读〈基本法〉》写于1998年初，近万字，是《基本法》的读后感。主要探讨了《基本法》是什么，《基本法》不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制定《基本法》等三个问题。

《为华为公司设计未来——公司总裁任正非谈〈华为公司基本法〉》，整理于1998年8月，两万余字。本文分专题整理了任正非在有关会议讲话及与起草小组的谈话，从中可以了解任正非决定编写《基本法》的思想轨迹。该文收入《走出混沌》一书。

（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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