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华为基本法》

原标题：追忆《华为基本法》

虎嗅注：《华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是华为的基本纲领，也是外界了解华为公司的一个入口。《基本法》从1995年萌芽，由任正非做总策划。本文作者吴春波，正是华为基本法的起草人之一，他在本文中回忆了当初起草华为基本法时的一系列故事。在他看来，任正非提出做《基本法》并不是出于突发奇想和一时冲动，而是在认真思考企业文化建设问题。

而《基本法》起始于“混沌”，因为在大家搞基本法的时候，没人清楚到底什么是《基本法》。1998年3月23日，历时三年，修改数次的《基本法》出世。任正非曾经说：“《基本法》值一个亿。”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基本法》，“华为会崩溃”。

本文转自公众号“华夏基石e洞察”，作者：吴春波，原文标题：《吴春波：追忆<华为基本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华为成立30年，我能够有22年的时间，随华为同行，伴华为成长，与华为共荣辱，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与体验一个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得以在现场感受与探索一个公司成长与发展背后的事实与真相，真的感谢任正非的信任与认同，真的感谢命运的垂青。虽多次被任正非批评为点的“蜻蜓”，而不是沉下来的“青蛙”，但回顾往事，依旧心怀感念，依旧初心未改，依旧壮怀激烈。

历史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其奇妙的根源在于真相，在于对真相的探究。所以，才会有历史这个学科，有大量的学者皓首穷经，扎进故纸堆里，毕其一生在研究。即使亲身经历的人与事，一旦成为历史，都很难说得清楚，甚至真相难明，因为历史是可以篡改，真相是可以掩盖的。

历史已经远去，历史只能追忆。

《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历时3年，距其正式定稿公布，也已经过去了19年，《基本法》离我们越来越远，已经成为历史。

《基本法》这段历史，早已有很多的人谈及，有描述的，有总结提炼的，也有戏说的。其中有当事人，有参与者，也有旁观者，众说纷纭，甚至有天壤之别。作为亲历者，我无意卷入是非之争，也没有能力探究其完整的真相，只是想把那段历史的片段重现一下。

一、初遇华为

我初遇华为的时间是1995年7月，正值暑假期间。学校的6位老师结伙出去做咨询，在深圳请我们做咨询的第一家企业是深圳宝安集团。其间，华为曾通过咨询培训公司做培训，找到了学校在深圳的仁大公司，后者推荐我们去华为讲课，我开始与华为有了联系。

其后，华为再次联系我做咨询工作。1996年1月，我正式进入华为。当时的华为销售额达15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中国农村市场。员工总数为1200人，注册资本7005万元，华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即使在其所处的南山区，也很少人听说过它。

我第一次进深意工业大厦的华为，只留下两个很深的印象：

其一，员工很年轻，如同进了校园；

其二，任正非很有个性，说话如同他的外表——简单、朴实无华。

华为的第一个咨询项目是市场营销部的绩效考核制度，接口部门是市场考评办（负责人为张建国，编制共三人）。咨询项目的目的是把年终奖金发出去，因为市场人员远离公司，任正非搞不清这些人的绩效到底如何，而面对各办事处报上的分配方案，心中又没有底，所以迫切需要建立市场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的依据。

这是华为历史第一次引进咨询机构，进行管理咨询。

二、人大教授

至此，华为就多了一帮人，这帮人有个代名词：人大教授。

当年，我们在华为的感觉特别好，比在校园的感觉好多了。每次公司开高层会议，任正非基本上都会说：请人大教授说说。

在稚嫩的华为面前，同样稚嫩的我们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成就感。

人大教授来自工业经济系、劳动人事学院和计划统计学院，平均年龄35岁，四位博士，两位硕士。六人的关系很复杂，归纳起来讲是通过纵横交错的同学、同事、老乡和队友（学校武术队）网络连接起来的，这是一个自组织团体，没有机构，没有注册，没有公章，连皮包公司都不如，说白了就是拉帮结伙外出挣钱的合伙人。

现在可以说了，“人大教授”是名不副实的，六位当年都是副教授，在华为咨询期间，自己将自己的职称抬高了一级，或者说被华为认可为教授。学校的副教授们听到每天有人喊自己为教授，肯定很受用。后来，我们六位被外界称为“人大六君子”或“华为六君子”，说心里话，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当年变法的六君子，都被押到了菜市口问斩，定法的六君子会有什么好下场？

人们往往把偶然连接的关系叫作缘分，与华为的合作就是基于偶然的缘分，我们命好，遇上了华为。我的微博签名后缀是H-R，H代表华为，R代表人大，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

三、“基本没办法”

“基本法”这一称呼，出自任正非。那些年，正值《香港基本法》成为热点，在一次会议上，任正非提出：“华为也要有自己的《基本法》。”

任正非提出搞《基本法》肯定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其实在此之前任正非就已经在思考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了，1995年9月起，华为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同时还制定了14条的《华为人行为准则（暂行稿）》。

接下来的过程他人都有过详细的回忆，充满了传奇色彩。

公司内部搞出的《华为公司基本法》被任正非否了，据说任正非把文稿扔在地上，因没有亲眼见证，存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任正非提出：让人大教授试试。

于是，人大教授升级了，成为“《基本法》专家组”。人大教授们自此与《华为公司基本法》相联系了。一帮学者与一个公司偶遇，又偶然地与一部公司的大法相连接，这个公司改变了学者的命运轨迹，这部大法又影响了这个公司的成长轨迹。这一切皆由于偶然。

历史充满了偶然，历史真的很好玩。

人大教授接到这个任务时，一片迷茫，犹如任正非当下对摩尔定律和低时延的迷茫一样，这也是个“无人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左右无同行者。

第一，没有可借鉴的文献资料。那时，企业文化还不像现在这样如火如荼，加之信息渠道的匮乏，几乎找不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当很多年后看到国外翻译过来的派翠西亚·琼斯所著《说到做到：50 家顶尖企业的使命宣言》时，不仅感慨：如果当年看到这本书，该有多好！

第二，没有可借鉴的企业实践。那时，国内企业还没有相关的实践，也不知道国外是否有。

（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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