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前员工被羁押251天，案件两次退侦 罪名两次变更

（原标题：华为前员工被羁押251天，案件两次退侦、罪名两次变更）

“我觉得眼前有座大山。但这座大山，我现在翻不过去。”42岁的李洪元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眶，不无担忧地说道。

11月底的深圳，天气依然闷热。李洪元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一条卡其色长裤，手里还拿着一件黄棕色的外套。和大部分工作多年的程序员一样，他的脱发很厉害，从背后看，头顶的一块头发稀疏。

从2005年起，李洪元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工作了12年。2018年初第7次合同到期后，华为决定不再与其续约，双方商谈后确定，公司对其以“2N”的标准进行离职补偿，补偿总金额38万余元。

但拿到补偿的9个月后，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机关刑拘、逮捕，最终被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在被羁押的251天里，他先后涉嫌职务侵占、侵犯商业秘密、敲诈勒索三个罪名。从相关法律文书和李洪元辩护律师的调查结果来看，李洪元被抓源于华为的控告。

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李洪元装着三份文件：2019年1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给其家属的逮捕通知书；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签发的《不起诉决定书》；2019年11月25日，龙岗区检察院作出的《刑事赔偿判决书》。

12月2日上午，华为的一名公关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针对李洪元的事，现在还没有官方答复。

12月1日晚间，新京报记者致电与李洪元谈判的华为HR人员何某东。何某东表示，控告李洪元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无关”，也和自己无关，“你可以去联系检察院那边，可以了解更清晰的真相”。

12月2日上午，新京报记者致电龙岗区检察院。该院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的文书都是公开的，上面的落款是我们单位那就可以代表我们的说法。”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是检察院公开的文书都会隐去当事人姓名，“现在所有的公开都不是我们主动的公开。”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李洪元的对话。

未获续约，谈判寻求“2N”离职补偿

新京报：你是哪年到华为工作的？具体负责什么？

李洪元：我是2005年来华为的。开始在研发部门，后来也做过销售和运营。除了2010年-2011年曾在华为全资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外，其他时间都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2014年左右，华为开始做网络能源逆变器业务，我也开始带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把业务流程梳理起来了。

新京报：在华为工作的这些年，你和公司签过几次劳动合同？

李洪元：我是2005年10月8日入职的，第一份合同签到了2006年9月30日。随后又续签了5次合同，每次续签的时间从一年到两年一个月不等，第六次合同到期的时间是2013年12月31日。

那次到期后，我和华为没有马上续签，这在华为内部挺常见。直到2014年1月17日，我才和华为第七次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结束时间是2018年1月31日。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从华为离职？

李洪元：在逆变器部门工作期间，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在2016年11月21日以“一名华为员工”的身份向集团投诉邮箱发了匿名邮件。当时没人回我邮件。但2017年3月，公司审计组还是到逆变器部门开展了调查，当年6月，我被解除管理职务。2017年12月，人力资源部的袁某来找我，说你的合同到期了，公司不想和你续约了。

新京报：听到公司不再和你续约后，你有什么想法？

李洪元：我当时就提出，公司不想跟我续约是公司的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我在公司工作了12年，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

依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该以“2N”的标准按月支付离职经济补偿，N就是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我在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但是公司没有跟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我认为公司是有过错的，所以应该给我“2N”的补偿。

我当时告诉袁某，如果公司既不跟我续约、又不给我“2N”的补偿，我们就去走劳动仲裁。袁某表示他做不了主。

又过了一个多月，2018年1月31日下午，人力资源部的主管何某东让我到他办公室谈离职补偿的事，袁某也在场。进何某东的办公室之前，我打开了裤兜里的录音笔，何某东也没说不可以录音。

新京报：根据你提供的与何某东的录音，谈判时，你们主要是在商量离职补偿的标准？

李洪元：是的。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企业应当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标准支付离职经济补偿，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依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深圳市2016年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公报》，深圳市2016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9757元，折算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7480元。

我离职前的年薪大概有五六十万，基本工资达到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三倍了。所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补偿标准方面，应该是七千多的月平均工资乘以3；补偿年限方面，因为我在华为工作了12年多，应该按照最高的12年计算。

2019年6月17日，华为深圳总部。图/视觉中国

新京报：谈判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生冲突？

李洪元：没有冲突，当时大家说说笑笑就把事情谈完了。而且我一提出（“2N”的补偿）方案，他（何某东）立马就同意了，让我赶紧签这张纸（离职协议）。我当时还说，我考虑一个晚上，明天再签。他说不行，明天你就不是公司的员工了，你明天再来的话我们要重新谈，所以2018年1月31日谈判的当天下午我就签了。

新京报：依据你给华为签署的收到离职补偿确认书，你是2018年3月收到补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李洪元：签完离职协议，我就回浙江衢州老家过年了。当时我爷爷生病了，我在医院陪床，深圳那边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赶紧回深圳拿钱。何某东的理由是，离职协议上写的是必须在一个月内支付离职赔偿，不然公司就要付利息。我说爷爷在住院，走不开，就拖了两个星期。

2018年3月8日我回了深圳，到公司签了那份确认书，确认先后收到了税后离职经济补偿383651.24元和应补发的工资。确认书上写明了，3月8日，公司委托员工周某通过其私人银行账户向我转了304742.98元的离职经济补偿。加上前一天公司账户已经往我卡上转了近8万元，我的离职补偿就都拿到了。

新京报：通过私人账户转账收到离职补偿，你为此问过公司吗？

（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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