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明：快手是对世界的客观和零度叙述

他能听懂其中的意思：「我不是快手的典型用户，但对一个记者出身的人，那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我进快手的时间很短，但我做『快手』这份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

快手办公室 尹夕远 摄

一个编辑

的确，时间已经很久远了。

上世纪 80 年末，广西师大英语专业还没毕业，曾光明就跑来广州，进了一家杂志工作。他喜欢油墨的味道，爱在印刷厂里转来转去。

学生时期的曾光明

有一天，李玩发现杂志首席记者的文章印了四页之后，没有结尾就结束了。于是他打电话给她，对方说正忙，让他帮忙把文章补完。

他揣摩文风补了结尾。第二天首席记者在总编面前夸奖了他。他开始进入杂志做人物采访，第一次是采访一位主持社会法制栏目的女主持人。

他还记得文章是这么开头的，「王今从来不用黑色和红色的塑料垃圾袋，其实她家里不用任何类似的塑料垃圾袋，自从采访了碎尸案后，那些装着尸块的黑色的红色的塑料垃圾袋，她再也没法忘记。」

但领导直接掐掉了这个开头。当年，这样的文风是不被允许的，「只能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和王今来到咖啡厅」。

曾光明认为即使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么写。没有经历过科班训练的他，一切都是凭借讲故事的本能和语感。

他先后历经《足球报》、《新快报》、《周末画报》后，时间到了 1998 年。尽管曾光明不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走进新时代」大合唱，但所有人的确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间。

这时，创刊不到两年、在当时看来还只是一张市民小报的《南方都市报》招人了。

他前去应聘编辑，考试拿了 90 多分，比第二名多了 20 分。但即使这样，报社人力还是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批就把他刷下去了。

成为南方报系领导的庄慎之还记得那些传闻，「大概就是说这个人比较野，不是很听话」，但始终认为「性格特点不等同道德评价」的庄慎之拍板留下了他。

1999 年 5 月，广州夏天的一个中午，当他走进老办公楼 16 层的《南方都市报》文体部大办公室，发现长发的张晓舟蹲在办公室中间写稿，再一看旁边的龚晓跃，高中都没毕业，学历比他还烂，他想，「连这些『怪物』都能在这里待得下，那我也OK的」。

于是，曾光明成为南都第 37 号员工。这被他视作传播生涯真正职业化的起点。

文体部的娱乐版，当时只有两个人。除了曾光明，还有后来成为《南都娱乐周刊》主编的谢晓。谢晓通常外出采访，李玩在后方编版。

有时版上五六篇稿子都是他写的，于是使用了许多化名。有一次部门领导庄慎之打算招新记者，看见娱乐版上有一篇署名「李小玩」的评论，就跟谢晓说，「把这个人找过来吧」。谢晓说，「这个人就在我们报社啊，就是曾光明」。

从那以后，曾光明成了李小玩。

1999 年，内地娱乐新闻依旧「惨不忍睹」。曾光明把全球各地的消息编译后，立即能领先同城不少，此外，他和同事开风气之先，开始做专题了。

从在印刷车间送别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的普及，从官办媒体到市场化媒体，从宣传性质的科教文记者到第一代职业娱乐新闻从业者，曾光明似乎恰好踩在了时代的许多变革和转换节点上。

但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纯粹诉诸趣味的娱乐。娱乐总是要和教化在一起才能存在，单纯的「娱乐」总是携带不同程度的「原罪」。

这也导致对娱乐行业、娱乐新闻和从业者的普遍轻视和边缘化。

在当时的南都内部，李玩和部门同事也经历过很多不忿的时刻。他记得有一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之前，他在报题会上报了一个相关选题。这时国际新闻部的同事马上质问道：「你怎么做奥斯卡？你做之前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

他第一时间感到的是惊讶，继而是愤怒：「你们没有搞错吧？我娱乐版做奥斯卡不是天经地义吗？」

不过，他也能理解，「因为早年从事娱乐新闻的人能力是非常低，他们只会发通稿。」

他在娱乐部的表现越来越出色，版面从半个版逐渐增加到 12 个版，其中绝大多数版面都是他首创的。

庄慎之记得，李玩对娱乐新闻有旺盛热情，「从不觉得做娱乐就低人一等。他的很多点子和创意天马行空，受到的隆重表扬也比较多」。

2000 年南方都市报娱乐版策划的「四大花旦」报道，确立了赵薇、周迅、范冰冰、徐静蕾的格局，影响了此后的娱乐圈生态，庄慎之回忆，「策划编辑正是李玩，影响了此后的娱乐圈生态」。

对于所谓的高雅和通俗，严肃和娱乐，李玩从没有因为新闻品类的不同和这些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产生过烦恼和焦虑。他自认「好像从小就是一个没太大分别心的人」。

庄慎之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从来不会觉得娱乐是边角，是可有可无。那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跟集体疏离的逆反气质」。

「但不是为了逆反而逆反，为了通俗而通俗。我想我们共同厌恶那种被外力规定了的关于高雅和低俗的划分。在反权威方面，他走得比我更远，他认为雅俗应该是受众去界定，而不应该由权力去界定。」

李玩为娱乐和娱乐新闻正名的初衷，大概发乎一种模糊的关于平等的本能和叛逆。

「真实的信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少老同事们都还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新闻事实不分高下，分高下的是你对新闻的态度。」

曾光明在传统媒体时的模样

娱乐传媒教父

在这样的价值观框架下，让曾光明这样从 90 年代初就进入传播和媒体行业的资深人士，去回答关于「快手为什么惹人嫌」的问题，简直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了。

3 天过去，曾光明应约撰写的回答，已经获得近13K的知乎网友赞同。

在回复里，曾光明提到了「乡村的 16 岁杀马特青年」：

「他从他的村里走到镇上，来到镇上最热闹的街，在街上最洋气的发廊里，选择了这个最炫的造型。显而易见，他选择的造型，完全不符合阁下的审美，low得很，他很失败。」

但现在的曾光明和过去的李玩都觉得，人「可以追求自己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你完全看不上」。这背后是不应该被评判的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

2003 年非典期间，李玩也来到北京追求一个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看得上的东西——在两个月内，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专门的娱乐新闻报纸《明星BigStar》。

在这里，他挖掘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娱记中的佼佼者：卓伟和冯科。

冯科记得，因为非典，他原本从北京逃回了长沙老家。得知面试，他又开了 28 小时的车来到李玩的办公室。

李玩问他：你一个月花多少钱买书？他有点懵，觉得这个人「路子有点怪」。不过，李玩对他说来就来的风格和曾经专业射箭运动员的体格很满意。

「等于是从街边『捡』回来的。一看小伙子不错，身高马大，扛得住镜头，就留下来了。」李玩回忆。

因为报纸刚办，他也招不到人，于是四处打听。有一天听说卓伟在天津《每日新报》也没事干了，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北京办个报纸，你要不要来？他说好啊。」于是被赋闲在家的电影记者韩炳江成了后来的卓伟。

卓伟和李玩的共事时间不到两年，但卓伟对李玩招他进《明星Bigstar》依旧感激。他认为他们「都认同将深度调查的方式引入娱乐新闻报道」，而李玩又将南方当时「先进的娱乐报道生产方式带到了北方」。

（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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