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数字化”成为弱势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社会问题是复杂的，饥饿与贫困并不能和一项政策完全挂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政府数字化的道路上，想平衡效率和公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矛盾爆发之前：中国政府数字化的特点与隐患

那么对于正在向政府数字化迈进的我们来说，从英国的舶来经验中，能够找到一些本土化的指导吗？

说英国是舶来经验，实在是因为两国国情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作为福利性国家，英国政府的最主要工作可能就是如何高效地完成财富的再分配；而中国则需要通过对不同产业的深入了解并且给予针对性支持从而去创造财富。

又比如从人民的角度来讲，英国人民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通过一个清晰简单的系统完成从报税到领补贴整个流程；而中国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方便快捷的完成异地办理各种证件、申请和手续。我们目前的政府数字化，也有着以下几条显著的特征：

• 中国的政府数字化工作更加分散

尤其在展示给市民应用的前端，几乎呈现出各个省市各有高招的情况。例如有些省份可以在微信端查询公积金金额，有些省份却要在某款App上查询，甚至很多省份还不能线上查询。

• 一些看似基础较差的新城市，其实更容易推行数字化工作

我们不难发现，相比城市建立较早的北京、上海，一些新城市反而可以从零开始建立数据库，在各种基础设施上打造数字化系统，去彻底的实施政府数字化。雄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政府数字化对应的人群更多的是“主流人群”

这里指的主流人群，是指投身于工作生产，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之间城市人群。不难发现，不同省市推出的线上跨省市户籍、工商税务问题处理，或是对车产的年检申报等等，面对的都是这一批人群。弱势群体的补助、低保领取，或是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虽然也有一定的数字化渗入，但往往没有被归纳到政府数字化体系中来。

这样看来相比矛盾已经爆发的英国，我们或许是因为政府数字化还没有得以广泛的实施，所以暂时还没有直面这些冲突。

即使这样，参考英国的现状我们也能发现很多隐患。例如不同省市的数字化政策如何进行统一整合，而不是因为技术平台的隔阂给民众带来麻烦？又比如北京、上海这样人口流动性大，数字化基础较好的城市如何平衡政府数字化时新旧平台的耦合问题？以及和英国一样，如何降低政府数字化之于弱势群体的门槛，不让他们成为主流群体的专属？

是主流群体的锦上添花，还是弱势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说句心里话，在我们介绍过的所有先进技术中，会有那么一小撮技术我们希望它们来得慢一点，政府数字化就是其中之一。

数据的安全、技术人员的培训储备、包括社会整体的数字技能普及，这些准备都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完成。如果冒进的大范围推行政府数字化，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像今天的英国一样：从政府公务员到普通民众都对这一系统一知半解，打个电话咨询还会遇到听不懂人话的人工智障客服。

更可气的是，其他国家还会来宣扬你们的政府数字化多么先进……但我们更害怕的，，是政府数字化让本身就已经有分层现象的社会产生更大的割裂。

在网上办理好所有事务，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件好事，可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上网的老人、障碍人士来说，可能是让他们脱离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业务的高度数字化，几乎必然带来一线业务人员的大规模削减。当这些弱势群体在线下也不能表达自己的需求时，我们是否会彻底忽视他们的存在而沉溺于一种虚伪的幸福当中？

英国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身份认证、福利申请的人，几乎从福利系统中彻底“消失”。看似政府减少了福利支出，可贫困状况却没有减轻，甚至愈演愈烈。

机器视觉再强大，最终也比不过人类的眼睛。不管未来我们的政府数字化要以怎样的形式发展，发现每一个圈层的需要，倾听每一个群体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是通过机器的眼睛和耳朵，还是通过人的眼睛和耳朵并不重要，无非我们通向幸福道路上不同的交通工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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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厦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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